摘要:规劝 这时是1921年，大约就在这一年，他认识了林徽因。不过，按照蒋百里的说法：志摩出国之前，在北京见过林徽音（因），那时的她，虽然年纪小，但已经很动人了。梁公子送徽音（因）欧游，还是两条小辫子在头上甩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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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劝 这时是1921年，大约就在这一年，他认识了林徽因。不过，按照蒋百里的说法：“志摩出国之前，在北京见过林徽音（因），那时的她，虽然年纪小，但已经很动人了。梁公子送徽音（因）欧游，还是两条小辫子在头上甩了甩。那时，志摩的热情、思想、文学的天才正在欧洲开花。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快的，尤其是海风一吹，欧洲物质文明的环境里一住，看她像春天里的花苞，经过一阵和风，经过一阵阳光，经过一阵雨露，开了，开了！天生成的尤物，到世上来找美的，找情的，恰巧遇到了志摩。好极，好极了，今天一封信，明天一封信。志摩回来了，徽音（因）病倒了。”（《蒋百里评传》，141页）这种充满生动细节和情感的叙述，或可聊备一说。而张幼仪到英国应该是在1920年底。据《徐志摩全集》记载，张幼仪的赴英，是徐志摩写家书要求的。不过，张幼仪来了以后，他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愉快，甚至一步步走到了尽头。1922年3月，张幼仪生下她与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不久，徐志摩与夫人张幼仪离婚。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爱上了林徽因。 徐志摩死后，胡适有一篇《追悼志摩》，是为他辩护的。胡适是徐志摩最要好的朋友，徐对别人不能说的话，都可以对胡适说。胡适也自认为是最懂徐志摩的，他说： 他（徐志摩）的人生观真是一种“单纯信仰”，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：一个是爱，一个是自由，一个是美。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，这是他的“单纯信仰”。他的一生的历史，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。 而在胡适看来，徐志摩一生最受诟病的离婚和再婚，正是“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”。 因为以青年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来看，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，所以他下了决心，要把自由偿还自由，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，真幸福，真恋爱。 胡适在这篇悼文中也提及梁启超对爱徒的反复规劝： 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，所以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。在这信里，任公提出两点：“其一，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，易自己之快乐。弟之此举，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，殆茫如捕风，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。其二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。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。况多情多感之人，其幻想起落鹘突，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，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，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。” 任公又说：“呜呼志摩！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？……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，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……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，挫折数次，生意尽矣，郁邑侘傺以死，死为无名。死犹可也，最可畏者，不死不生而堕至不复能自拔。呜呼志摩，可无惧耶！可无惧耶！”（十二年一月二日信）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“梦想的神圣境界”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，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，就会死，就会堕落，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：“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？”（均引自《中国现代作家选集：胡适》，106～108 页） 然而恩师的规劝在此时却为徐志摩所不能接受和承认，在他答复梁启超的信中，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痛苦来换自己的快乐，第二虽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但也认为不能不去追求，而且认为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。 胡适这里所说，只是一面之词，不足以反映事情的全貌，考虑到他与徐志摩的亲密关系，有些具体的情节他似乎也不便说。而梁启超对徐志摩的批评，又由于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爱关系，看上去是打了折扣的，并不十分有力。而且，夫妻二人情感如何，终归是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旁人是很难置喙的，中间的微妙复杂，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，说得真切。再有，对婚姻的态度固然受到某种人生观的支配，可以说得堂而皇之，但具体到两个人的情感，所受伤害及内心的隐痛，也不是旁人可以体会和代为品尝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张幼仪的晚年口述记录就显得非常难得和重要。从《小脚与西服——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》中，我们可以得知，在张幼仪看来，在离婚的过程中，徐志摩不仅未曾给张幼仪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的机会，而且完全忽略了一个刚刚生育不久的母亲的感情，使得她根本没有机会对自己的人生作出选择。 （缩编自《梁启超传》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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